“攘外必先安内！”

　　在稍後的行在總理處會上，皇帝旗幟鮮明的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饷。

　　而饷出于民，有民而後有饷，安民方得裕饷。

　　“諸卿，漢唐中興，各有成資，朕本庸質，懼羞烈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起兵以來，親提六師，北伐中原，雖有小成，然天下依然動蕩。

　　卿等勸朕揮師直取北京，然後方不穩，百姓未安，如此用兵，百姓水火，朕不安也。”

　　朱以海話說的很透，别看現在不戰而取湖廣，但對于大明來說，表面上形勢大好，可實際上卻也已經支撐到了極限。

　　尤其是朝廷真正掌控較強的也就東南幾省，其它新收複的山東河北的一半，河南湖北，以及雲貴桂甘，這些地方都基本上還沒有真正的收取治權。

　　沒有真正的控制，那就不叫真正的收複。

　　沒有兵權就沒有治權，就沒有财稅，沒有安定。正德時武宗對蒙古征戰，結果南贛、鄖陽、偏沅等地到處賊亂，遼東女真也開始坐大。萬曆三大征就更不用提，掏空了國本，明實亡于萬曆。

　　崇祯朝與女真戰于遼東，結果内地農民起義蜂起，更是内外夾擊。

　　中明以來，内地特設了三個跨省的巡撫，便是南贛，鄖陽和偏沅，南贛轄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四省交界府縣，駐贛州，緝盜撫民，安撫流民。

　　鄖陽巡撫為治理鄖襄流民所設，管川鄂豫陝四省五道八府軍民事務。

　　偏沅巡撫最開始專為播州之役而設，協理軍事物資運輸，後來兼提督軍務征剿苗亂。

　　這些地方都是明後社會動蕩後，大量民衆逃離家鄉，成為流民，湧入地廣人稀的偏僻山區，尤其是幾省交界缺管之處墾荒耕種、采礦等，并帶來嚴重的匪亂，所以朝廷不得不特設巡撫，以方便跨省剿匪、安民等。

　　民中的流民問題嚴重，然後演變成匪亂，再然後便是明末的農民大起義了，這是一個越來越失控，且朝廷始終沒能解決控制根本問題的必然結果。

　　說到底，百姓活不下去了。

　　不管是明前中期對蒙古的連年用兵，還是後來的萬曆三大征，又或是晚明以來的對女真的戰争，加上吏治的腐敗，以及國家财稅制度根本上的巨大漏洞，導緻了内憂外患的崩潰，窮老百姓是最先倒下的。

　　他們被逼的背井離鄉成了饑民，然後成了流民，再成了盜匪，最後成了叛軍。

　　驅除鞑虜，中興大明是必須的。

　　但攘外也得安内，否則就可能出現崇祯那樣的情況，朝廷官軍在關外跟女真拼命，結果後院起火，遼饷、饑荒等讓百姓紛紛揭竿起義。

　　這種事情曆史上層出不窮。

　　隋炀帝三征高句麗，然後山東人王簿在長白山起義，高唱遼東浪死歌，掀起隋末大起義，唱起了隋朝的葬歌。

　　後來楊廣表侄子李世民雄才大略，被草原都稱為天可汗，但他也一直憋到晚年才敢出兵遼東，還隻敢出兵十萬。

　　“朕需要山東、河南、河北、河南、江北、湖北、湖南、四川、陝西、甘肅、雲南、貴州、廣西諸省，向朝廷提供稅賦，朕希望諸省能夠安定，以能夠裁減現在過多的軍隊，以節省軍費開支。

　　朕還需要地方安靖，百姓樂業，這樣才能減少赈濟錢糧。”

　　文安之、阮大铖這些大學士們聽了皇帝的話，也不由的理解的點頭。

　　确實，别看現在朝廷收複了大半天下，但到如今，真正能給朝廷上繳财稅，不需要朝廷往裡補貼的省份，也就江東、福建、廣東、江北，山東、遼東基本上收支平衡，四川之前一直打仗，仍然是持續補貼狀态。

　　要不是朱以海搞海貿，收工商稅，把鹽茶酒礦等稅給切實控制在手，還能征厘金，加上沒收罪産，變賣官産，以及官營、皇家經營等收入的補貼，哪能支持的住這般不斷的擴軍、發饷、裝備。

　　可這兩年地盤擴張的有些快，好多地方始終沒能扭虧為盈，一直是補貼狀态，這讓朱以海也沒辦法。

　　他想趁熱打鐵殺進關中，幹了尼堪，砍了吳三桂，然後進軍山西，與河北的軍隊會師，一舉收複北京。

　　可首輔文安之，分票戶部的大學士阮大铖，還有新戶部尚書馬士英都在向皇帝提出警告，國庫沒銀子，也沒有麼多糧草可供應的了這麼多大軍進軍關中做戰，更别說一口氣打到山西北京去。

　　錢糧支撐不了。

　　給中央和地方官吏發饷，給越來越多的禦營、外鎮、屯鎮、團練等發饷，給驿館遞鋪的驿卒發饷，給各地學校發薪、補貼，給各地百姓赈濟救災，招聚流民恢複耕種，甚至是邊地移民屯耕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