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永遠是最大的。

　　熙甯十二年的正月，宋朝與西夏，從表面上來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賀正旦以外，雙方都是在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幹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後，由鴻胪寺卿正式告知遼使，宋朝決定接受了遼國的請求，雙方在對方京城，互設常駐使節，遼國由此成為自高麗國以外獲準在汴京常駐使節的第二個國家。這件小小的事情，實際上傳達了很多的信息：此時的宋朝，正在漸漸變得比以往更加自信，因此也更加開放。

　　不過，此事由鴻胪寺卿來傳達，卻也意味着對石越主導的官制改革的修訂——當年官制改革之時，規定鴻胪寺負責藩屬、國内少數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務，而不在朝貢體系之内的國家，如對遼國的外交事務，則歸于禮部。這種設置本是石越試圖打破朝貢外交的一種嘗試，今後的宋朝必将面臨更寬廣的世界，雖然宋朝當之無瑰地處于當時人類文明的頂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餘的文明隻能有資格葡伏于它的腳下，古老的朝貢體系在石越看來，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視你的競争對手，什麼時候都不會錯。而宋朝本來就視遼國為平等的大國，朝貢體系在這裡已經開了一道縫，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

　　但是，很快，宋廷就發現了其中的不便：當時與宋朝交往的國家，僅僅隻有遼國是宋朝認為可以平等相處的國家，其餘諸國，連注辇國這樣的天竺強國，都被習慣性的納入了朝貢體系之内，雖然對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屬，但是傳統思維的慣性卻讓宋廷理所當然的将之納入朝貢體系。至于在石越的影響以及對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許多士大夫承認可以與遼國相提并論的近西及泰西諸國（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亞，稱為西域，西亞至東羅馬帝國稱為近西，東羅馬帝國以西，則為泰西），卻并未與宋廷發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選擇性的忽略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禮部主客司就顯得特别的清閑，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幾乎一緻同意這是一個冗司，終于，這個機構在熙甯十二年走到了它的盡頭，宋廷首先決定将其事務全部并入鴻胪寺，在一個月後，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雖然石越始終堅持認為，國内之蠻夷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與遼國通聘并屬于一個機構不倫不類，但是他也無法阻止這種曆史的巨大慣性。在宋廷看來，成為國家編戶的蠻夷自然可以歸入戶部管轄，但是那些羁縻州與不向國家納稅服役的蠻夷，卻隻能歸入朝貢體系之内，其與藩屬不過是程度不同的區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從來都不是曆史的事實，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它深入人心，并由此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貢體系。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貢體系帶來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對南海地區的經營名正言順，在将高麗與南海諸國納入華夏圈之時更加順理成章——因為華夏文明掌握了整個地區的話語權，使得那些當事國都承認朝貢體系是天經地義的，在宋朝擁有足夠實力的時候，這種觀念帶來的優勢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它能從心理上解除敵人的武裝。但另一方面，石越卻清醒地知道，哪怕華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優勢，也不意味着其餘的文明便沒有自己的尊嚴。人類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組成，每個稱得上文明程度的人類社會，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遠需要去正視你的競争對手，否則，哪怕是再強盛的文明，總有一天，也會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覺，到那時候，便難免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古老的朝貢體系，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石越既想享受其帶來的好處，又試圖保持其完整性，在其之外生硬地另立一個系統，就不會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了。禮部的主客司，甚至連禮部尚書王珪都覺得極其别扭，而且在實際事務上，也造成了相當大的不便與職權重疊，其被裁撤，事實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與務實。所以，連石越也對此哭笑不得，不知道這件事究竟是好是壞。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發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甯十一年以前，廣南東路與廣南西路的稅收，其總和甚至都比不上荊湖南路一個大一點的州，而且因為運輸與市場的原因，海外貿易的交易點，海商人們往往也更願意選擇泉州與杭州等城市，而并非廣州。這件事情在熙甯十一年終于發生變化，廣州一州的商稅，在這一年正式超過潭州之全部稅收。在廣南東路的移民數量雖然有限，但是卻帶來了更先進的生産工具與生産方式，也使得廣南東路的農業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績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來其高升指日可待，但是另一件事卻影響了這件大人的仕途——為了溝通與荊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廣州對商人的吸引力，這位曾大人與薛奕将軍、蔡确大人合謀，竟然從南海諸島至注辇國控制的小島上，擄掠了三千餘土人為勞工，用于修葺道路，溝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鄉。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廣南東路辦案的監察禦史發覺，一本奏章，讓曾布與蔡确各降一級，薛奕削侯爵，成為熙甯十一年下半年震動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調動，将狄谘調任廣州，曾布調任淩牙門，蔡确調任歸義城，而三地的監察虞侯、常駐淩牙門與歸義城的監察禦史，則是因為失職，全部罷職換上新人——這種程度的調動，既是考慮到南海地區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況的官員，又可防止了他們在某地經營過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不過由此次調動，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廣州最重，其次淩牙門，其次歸義城。

　　而在西北，熙甯十二年的春節，石越與劉庠正興高采烈看着地圖上的驿政網慢慢的延伸，眼見就要遍布陝西一路大部分地區，這絕對是讓人歡欣鼓舞的。

　　而更讓人高興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進展得十分順利。不過，這種表象的背後，卻同樣有着殘酷的現實。石越将留在陝西路的衆多西夏俘虜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級軍官和勇武的戰士，被石越打散整編入宋朝的禁軍——按當時的慣例甚至可以獨立成軍，這些俘虜會毫猶豫的向昔日的袍澤揮刀——向朝廷獻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編成了一個營的完整編制，派往河北。但為了謹慎，石越還是按自己的習慣，将這些人全部打散整編；一部分老幼與随軍工匠，石越将老幼着派往馬監，将工匠編入作坊；而最大一部分普通士兵，則成為了石越的免費勞力——當然，名義上不是免費的。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絕了對等交換俘虜的建議，更不刑徒sodu會出錢贖買他們，他們已經不可能回到故鄉。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陝西路的道路與水利工程完成之後，他們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塊大小不等的免征賦稅五年的土地。

　　這些俘虜們對宋朝南方的土地并不感興趣，但是這不是他們感不感興趣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别的選擇。石越不過是為了避免禦史的彈劾，減少道義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為此來披上一塊稍稍溫情的面紗而已。

　　陝西路的百姓為了戰争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得到戰争帶來的這一丁點好處自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為了所謂的道義，讓這些戰俘編成吃白飯的軍隊，或者便宜各級官僚，成為他們的私傭，卻還要征發陝西的百姓來修路通渠，在石越看來，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僞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