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麼樣，王安石還是答應了修改免役法和廢除市易法兩條。在這個小場合裡答應，因為我不參與朝議，那麼王安石的政治聲譽還是很好的保存了。雖然做為舊黨的大臣心裡很明白怎麼回事，但在政治上，心照不宣和公開宣示，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不過我看王安石答應這兩條時，頗有點忍辱負重的味道。也許他心裡在想：“為了大宋的大業，就做一點讓步吧。”而在我心裡，則在感歎，都是為了華夏的事業，僅僅因為政見不同而要如此勾心鬥角，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過我既然已經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僅僅出于責任感，我也無法坐視曆史朝不好的方向發展。

　　為了防止王安石朝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特别我對曆史上王安石曾經搞過的特務控制輿論一直持有戒心，很害怕他突然就玩出這一手，那可真是要“一覺回到解決前”了。所以趁熱打鐵，我向皇帝提出了《朝野清議法》，清議法中，我提出：凡诏書旨意可分為三級，第三級為第低級，即皇帝面向全國百姓頒布的诏令以及各級官員的任免考核情況，每道诏令一旦通過，即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兩家民辦印書館，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二級為朝廷決定的大事，需要知會七品以上官員的，亦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一家指定的印書館印制，由禮部向天下有功名的士大夫發行，并在三年後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一級為軍機大事，不必公開發行，但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後，再向天下公開發行。另外在清議法中，提出創辦每周一期的《樞密院旬刊》，由皇帝任命翰林學士主持，任何有功名的儒生及官員，皆可向《樞密院旬刊》提交自己的策論、對朝政的看法，在《旬刊》上公開發表，但是《旬刊》隻限于在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員中發行，嚴禁普通百姓傳閱，違者課以重金之罰。若傳向外國，則剝奪功名，處以刑責。又請創辦《皇宋月刊》，由禮部主辦，每月一期向天下發行，專門解釋禮儀制度、國家政策，以争取士大夫的理解和平民的支持，使民心順應天心。又奏請皇帝，儒生每逢辯論日，可以在朝廷指定場所辯論朝政得失。我對此的解釋是防止這些儒生們私下裡議論朝政，反而容易擾亂人心，不若給他們一個地方，表達自己的意見，朝廷可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可以更好的加以控制。

　　這個《清議法》并沒有提出保障言論自由權與出版結社自由權，這些東西便是提出來，也會被否決。針對宋代皇帝對文人特别開明的傳統，我這個《清議法》實際上給了士大夫們一些言論自由的權利。因為宋的開明也是有限度的，有功名的儒生談論朝政一般不會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向朝政上書談論朝政，就算你說得對，有司也會說你“非所宜言”，這輩子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毀掉了。除非運氣好，碰到一個好皇帝，而且沒有權相當道。

　　《清議法》所保障的，是一種有限的政務公開，讓朝廷的決策，受到士大夫的牽制，從而保證文化精英治國的法理正當性，雖然這不是一種民主主義，卻也是一種循序漸進的促進政治更加開明的方法。《清議法》并沒有保證皇帝不被議論的權力，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必要去做這種保證，谏官們就是專門罵皇帝的，我并沒必要開這個倒車。中國的皇帝可以不被大臣罵，是在滿清開始的，滿清把谏官變成了禦史，隻能罵百官不能罵皇帝，但是宋代的谏官們，卻還保持着他們的本來職責。

　　我所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在一個大壩上捅一個口子。什麼時大壩全部沖垮，則應當由民衆自己來決定，當壩内的水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民衆的政治意識慢慢的覺醒之時，他們就會籍着這個早就開好的口子，把大壩給沖垮。民主永遠不是被賜予的，而隻能是争取得來的，這是我所相信的一個原則。

　　而實際上，既便我想捅開這道口子，也是異常的艱難。皇帝和王安石對此都不能理解，他們不明白這個《清議法》的意義何在，在他們看來，這隻是增加噪聲，他們太習慣于隻有一個聲音的天下，便是這黨争，就讓人很不耐煩了，我還要讓天下的士子來參加議論。特别在王安石看來，我這根本是想給舊黨支持者更多的發言權。我當然不能向他們去解釋什麼民主什麼自由，隻是委婉的說，現在士子們特别喜歡議論朝政，若是鉗制，則陛下不免于防民之口之譏，若是放任自流，則朝廷體面無存。不如由朝廷用适當的方法來引導，所謂堵不如疏，這也是疏導言論的一個對策。又，以上各種诏令和旬刊月刊，皆應收取費用，國家有功名的士子及官員數以十萬計，即便不是人人都買，國庫每年亦可由此創收五十萬貫以上。又朝廷向天下公示诏令，亦可助天下百姓理解皇帝的聖明，顯示朝廷的誠意，可以讓百姓更加服膺陛下之英明，也可以防止下層奸吏欺上瞞下，诓騙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