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就這樣，郝文明把我和孫胖子帶到了樓下的調查一室。出了局長辦公室，郝主任的話多了起來，和他剛才沉默寡言的形象判若兩人，我還挺好奇他怎麼變得這麼快，還沒進一室就已經小沈、胖子地叫開了。

　　調查一室是一個大開間的格局，辦公區域分成兩塊，外面大的辦公區域擺着十來張辦公桌，裡面小的辦公區域是郝文明單獨的辦公室。我粗看了一下，各種辦公用品一應俱全，隻是冷冷清清的沒什麼人。

　　“門口那兩張桌子歸你們倆了。”郝文明指着最外邊兩張辦公桌說道，“我們一室加上你們倆剛好十個人，不過他們大都被二室借走了，得過半個月才能回來。還剩一個人給你們介紹一下，破軍，破軍！人呢？”

　　“這兒呢。”聲音是從我們身後傳來的。我和胖子回頭一看，一個兩米多高的巨人從外面走了進來。

　　來人二十多歲不到三十的年紀，雖然身材高大，動作卻十分靈活。走到我身邊時，我目測了一下，胖子不用說了，我一米七八的身高還到不了他的肩膀。這人見到郝文明說道：“郝頭，五室的歐陽主任來電話，讓你帶着新人去他那兒領裝備，他着急下班。”這幾句話是一個調門下來的，沒有任何的聲調頓挫。

　　“老左他着什麼急？讓他等會兒吧。來，我介紹一下。”他一指大個子，“他叫濮軍，我們這兒叫白了，叫成破軍了。他比你們早來了幾年，在民調局也算是老人了。”

　　說完又朝破軍指着我和胖子：“他叫沈辣，旁邊的胖子叫孫德勝。不是我說，你們倆的名字起得都沒勁，幹脆以後叫辣子、孫大聖得了。”

　　我倒是無所謂，以前在部隊也是這麼叫的。孫胖子也是大大咧咧一笑：“成啊，就是一個代号嘛，叫我孫胖子也沒問題。”

　　我們和破軍客氣了幾句。郝文明又帶我們出了調查一室，在民調局樓裡轉了一圈，一路上還是冷冷清清的沒什麼人。

　　到了四樓，就看見一間辦公室的門口斜靠着一個老頭，門前的牌子上寫着——調查五室。

　　老頭看見郝文明就急了，操着一嘴的陝西話，沖郝主任嚷嚷道：“咦，你這瓜慫，可算來咧。”郝文明白了老頭一眼，回了他幾句京片子：“老左，你着什麼急，不是我說你，這才幾點？”

　　老頭是真着急了，不再理會郝文明。從地上拿起兩個帶有密碼鎖的手提箱推到我和孫胖子面前：“你倆是新來的吧，甚事都不要說咧。這是民調局的裝備，你倆先拿走，手續以後再辦。”說完都等不及電梯，直接沖下了樓梯。

　　我和胖子手捧着箱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老頭的背影消失在樓梯口。

　　郝文明搖了搖頭，自言自語道：“八成他又淘着什麼好東西了。”說完拍拍我和胖子的肩膀說：“給你們找個地方試試裝備，順便再給你們講講民調局的事兒。”

　　1982年，一個叫“特别案件處理辦公室”的部門從公安部分離了出去。

　　這個所謂的“辦公室”低調得離譜，甚至連公安内部也沒幾個人能确切知道其工作的性質和權限。

　　其實這個部門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已經有了，是在國民黨時期“宗教事務處理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的。它的前身是首都衛戍部隊特别科，後來歸到了公安部，當時的名稱是“公安部特殊檔案管理處”。

　　這個特殊檔案處的班底隻有七個人，一個主任，六個辦事員。第一任主任由朝鮮回國志願軍的團政委轉業擔任，六個辦事員具體情況不詳，這樣的班底成就了幾十年後民調局六個調查室的格局。

　　特殊檔案處成立初期，辦公地址選在了首都郊區（現在民調局的所在）。

　　當時這裡算是被人遺忘的角落，除了部裡的财務每月來發一次工資和辦公經費之外（很奇怪為什麼不讓他們去公安部領），就很少有外人來過。

　　這七個人平時每天的工作就是閱讀記錄新中國成立前各個時期的檔案和舊報紙，甚至還去故宮博物院借閱、謄抄了清明兩代的宮廷檔案。然後六名辦事員輪流外出，一走就是三五個月。去哪兒？辦什麼事？從沒有人過問。

　　辦事員每次外出前，都要帶足上千元的辦公經費（當時算是巨款了），再加上上萬斤的全國糧票，以及一摞子蓋着公安部大印的介紹信。難能可貴的是每次回來，經費和糧票都花得一幹二淨，偶爾可能會剩一兩張介紹信沒有用完。

　　回來的辦事員也不是空手而歸，每次都會幾卡車幾卡車地往回運東西，車上的東西捂得嚴嚴實實。至于運的是什麼，沒人知道。隻是每當這個時候，檔案處全部人馬都會跑到倉庫裡，一連幾天待在裡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特殊時期，特殊檔案管理處的第一任主任到點離休。公安部一位姓張的司長為了躲避批鬥，看中了這裡夠生僻，主動要求來到檔案處接班。

　　不過消息走漏，新主任上任沒有幾天，就有兩輛大解放車各載着二三十号“造反小将”浩浩蕩蕩殺來了。他們本來是想直接将那位新主任拉出來批鬥的，可當“小将”們聽說了還有特殊檔案管理處這麼個從未去過的單位存在，就變了主意。“運動”開始這麼多年了，還有沒被批鬥過的單位？這像話嗎？這簡直是對“運動”的侮辱。

　　距離檔案處還有兩裡路的時候，大解放熄了火。兩裡路也就十來分鐘的事兒，“小将”們紛紛跳下車，拉好了橫幅，排好了隊形，喊着口号向檔案處奔去。